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创新无疑将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由缓速增长期进入快速发展期，老龄化对科技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刻的，老龄化是否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的“拖累”？急遽变迁的中国能否在顺利跳出“贫困陷阱”、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顺利跨越“老龄化陷阱”？
传统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阻碍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令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上移，老年人的创新精神和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因而不利于技术进步；老年人的学习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学习动机都将减弱，因而不利于新兴技术的使用与扩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应运而生的企业家也逐渐进入老年期，老龄化将抑制具有创新与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并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下降。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颠覆传统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这其中，最突出的理念革新之一是“积极老龄化”的提出。人口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认为，虽然家庭生育率存在下降趋势，但子女受教育程度将获得提升，因而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将引致“第二次人口红利”。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支出应当被视作一种投资，这种投资能够降低家庭和社会的照护成本，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贡献创造条件，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动能。
顺应时代要求，2024年伊始，中国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银发经济促进老年人福祉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银发经济不仅仅是“养老经济”也是“备老经济”。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的要求。从倡导“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到“建设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体现出中国式养老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正在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笔者认为，老年人既是银发经济的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在培育老年人消费的同时，也应让老年人成为生产者、创造者、受益者。在研究和制定延迟退休等公共政策时，对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应有更为灵活的定位，而不是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就业是老年人的基本权益，要创造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全面认识、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第一支撑作用，而不是“一延了之”。
